贺奇伟沁源三代人的贺奇伟沁源传承，让“国民记忆”555电池火到非洲
三代人的贺奇伟沁源传承，让“国民记忆”555电池火到非洲
“目前外企更加看重中国市场活力。据商务部统计数据分析，超过九成在华外资企业主要是面向中国市场。但这里竞争也很激烈，如果外资企业离中国很远，就会削弱市场敏感度。相反，在中国投资就能更接近市场，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能，开展产销合一的业务。”商务部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白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虎头电池位于广州的公司总部，大门上贴着红字标语“中国人的电池”。 在广州生产的“五羊牌”电池。 “555牌”电池与“虎头牌”电池产品。 外国客商走进广州电池厂。 李淑敏。 吴艳。 编者按 七十五载波澜壮阔，七十五载春华秋实。中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即日起，南都、N视频推出“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跨越时空的接力”，走进多个行业和领域，讲述几代人传承奋发进取精神，真抓实干、接力创新，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故事。 虎头电池人，听他们讲述先辈创业历史、技术创新历程和传承探索奋进精神的故事。 走进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虎头电池”)，古老的红砖厂房保留至今，这里曾是广州唯一一家电池厂——广州电池厂的所在地。更早以前，广州电池厂的前身兴华电池厂，成立于广州市德星路小圃园发福巷5号。在那诞生的“555牌”电池，以独特的镰刀形与闪电形数字“555”商标，成为几代人的记忆。 风行一时的“555牌”电池，是我国干电池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前，老一辈工业家手工打磨，新中国成立后，虎头电池得到国家大力扶持，成为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中国干电池行业的骨干企业。 数十年大浪淘沙，如今，“555”品牌背后的虎头电池迎来新的发展机遇，“90后”工程师接续创新研究，公司积极推动产品结构升级，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朝着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动电源龙头企业的目标迈进。南都、N视频记者对话几代虎头电池人，听他们讲述先辈创业历史、技术创新历程和传承探索奋进精神的故事。 老一辈手工打磨本地热销 始创于1948年的“555”品牌，以其清爽的两种“555”商标图案和朗朗上口的发音，迅速打入广州市场，曾先后被授予中国名牌产品、广东省著名商标、广东省名牌产品、广州老字号。 为什么是“555”?虎头电池总经理助理吴艳向南都记者解释道:“人有五官、手有五指、道有五行。镰刀形的‘555’，寓意开创、收割；闪电形的‘555’，则代表高能量。用数字‘555’取代汉字，能让消费者最快地记住我们的品牌。” 《广州市志》记载，广州干电池生产始于20世纪初。1928年，华侨潘壮修、潘永刚在广州德星路创办兴华电池厂，雇佣十多名工人，以手工操作为主，生产大号电池，自立“五羊牌”等商标，日产量数十打，在本地销售。 潘君慧还记得，祖父潘壮修“每周工作七天，非常努力”，为方便通勤，他甚至住在工厂附近的民居，“是典型的老一辈工业家”。 1934年，兴华电池厂生产出第一只“五羊牌”电池，因物美价廉畅销国内外市场。广州干电池制造业也从原来只生产大号电池的单一品种，逐步发展到生产三号、甲池、乙池等品种，一度成为全国干电池生产中心。 当时，受战争影响，加之本地生产干电池的工艺技术水平还不高，以美国货为主的干电池倾销中国市场，广州干电池制造业一度受到沉重打击。“555”品牌创立一年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广州干电池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迅速恢复和发展，包括“555牌”电池在内的多个广州干电池生产厂商改造、研制一大批专用设备，改善生产条件，推动生产发展，到1951年，广州干电池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已有1120人，月总产量289.75万只，超过1949年以前月产量的最好水平。 不仅产量上升，1954年，“555牌”电池批量出口东南亚等国家。至1957年，广州干电池产量已达到1.2亿多只，比1949年增长2.2倍。各品牌电池也在稳中求进，改进各类生产工艺，从整体提高产品的质量。其中“555牌”电池连续放电时间达616分钟，在全国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1960年，为了促进产品出口，广州市轻工业局对干电池行业再度调整，“555牌”电池再度扩大生产。 上世纪60年代起，“555牌”和“虎头牌”电池被主管部门指定为出口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1968年，广州49家电池厂经过数年的公私合营、改造、调整，合并为广州市唯一一家，正式定名为“广州电池厂”。 老厂长部署出口创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电冰箱、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石英手表新“四大件”进入中国百姓家，“555牌”电池开始化身规格不一的电池形态，出现在各类家电遥控器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第二年，广州电池厂被列为广州市第一批扩大自主权的企业，开始由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1984年，广州电池厂被批准为广东省第一批自营进出口企业，并在全国同行中率先到香港办企业，以“555牌”电池为龙头，组建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集团。 电子设备的发展，对电池的多样化需求日益凸显。为了满足新消费的需求，这期间，广州电池厂还大胆引入国内第一条碱性电池的生产线。那时，碱性电池的放电时间，通常是普通干电池的7倍。比如传呼机，普通电池可能用两三天就要换电池，用碱性电池，续航达近半个月。 王仁于1987年7月出任广州市电池工业公司经理兼广州电池厂厂长。多年后，他曾回忆起那段带领工厂拼搏的时光——当时，国内市场疲软，成本上升，产品供过于求，带着“下定决心拼搏一场，一年起步，两年振兴，三年腾飞”的决心，他部署出口创汇的计划，到市场进行观察，开展市场预测，并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提倡开展“价值工程”“目标管理”“工作研究”等活动，使企业节省开支3000多万元。至1992年，广州电池厂已连续五年以“六个第一(产量、产值、出口量、出口交货值、创汇、质量)”稳居全国同行之首，一年电池产量达7.8亿只，产值3.125亿元，出口交货量6.8亿只，出口交货值3.03亿元，出口创汇3953万美元，利润836万元。 不仅走在对外贸易市场的最前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王仁还采用新的管理手段，强化产品开发，推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产品。 彼时，我国正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王仁主动提出合并正在亏损中的国有中型企业——广州玻璃一厂，热情使用原玻璃一厂熟悉业务工作的员工，量才适用退居二线的员工，成功开创党委厂合并的先例。并厂不久，便实施转产电池的第一步技改计划，实现日产大号电池1.2万打。 1999年，广州电池厂与广州肥皂厂合资组建广州电池有限公司。至此，企业在资产重组、结构调整中，先后融合广州电池碳素厂、广州玻璃一厂、广州电池二厂、广州市日用机械厂、广州市珠江造纸厂、广州铅笔厂，成为全国知名企业。 海外销售接棒扬名全球 在今年举行的第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上，虎头电池持续推出家庭储能和工商储能产品，希望销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欧美等地区。 虎头电池总经理助理吴艳告诉南都记者，这已是虎头电池第78次参加广交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广州电池厂的产品已亮相广交会，从此成为广交会的“全勤生”。 2000年，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正式以“虎头”名义拓展海外市场。第二年，大学毕业的吴艳入职虎头电池公司国外销售部，成为一名业务员。 自从事海外销售以来，吴艳的足迹已遍布非洲，从尼日利亚、安哥拉，到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 “要打开电池的海外销路，不能只靠从前粗放式的‘做电池、卖电池、收钱’，而是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扎根现有的海外市场，也要把市场做大做强。”吴艳说，几乎每个月，她都会和在坦桑尼亚的代理商进行沟通，甚至与代理商一起走市场，“打通链条，真正拉动终端的消费需求，帮助代理商顺利将货物卖给消费者”。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非洲当地民众对体育赛事的热爱程度较高，且宣传语多用当地语言而非英语。为顺利打入当地市场，“做到营销创新”，虎头电池将赞助带到当地的体育赛事上，甚至可以在球队球衣上看到虎头品牌。不仅如此，虎头电池还采用当地语言，以备受当地人喜爱的图腾作为广告设计灵感。 事实上，早在1954年，“555牌”电池便开始出口到缅甸，后到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受到国外客商的好评，成为国外畅销的产品。 “虎头牌”电池则于1957年开始出口到非洲。那时候，电池想要抵达非洲，首先必须越过红海这一世界上海水盐度最高的海洋。与此同时，高温作为电池的宿敌，给不少品牌制造了运输难题:高温暴晒、海水海风侵蚀导致的生锈、漏液、发黑，电池到了非洲，基本就不能用了。 为打破“红海魔咒”，技术研发部门不断对世界领先的电池进行解剖分析和对比研究，寻找匹配的原材料，通过“小试、中试、大试”进行技术的巩固和创新。 “虎头牌”电池采用的独特工艺及防漏配方，不但安全越过红海，抵达非洲后还相当稳定，故此在非洲市场一代一代地扎根下来，成为当地的明星品牌。 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吴艳告诉南都记者，面对全球贸易形势变化，虎头电池也瞄准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至今，虎头电池已远销非洲、中东、美洲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不断扩大“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新兴市场。 2019年，虎头电池年销售干电池超60亿只，80%以上产品用于出口，“虎头牌”电池已成为非洲第一品牌，在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以上。 令吴艳印象深刻的是，如今在非洲，消费者购买电池，已不再说“give me battery(给我电池)”，而是说“give me Tiger Head(给我虎头)”。“虎头”已经成为当地干电池市场优质产品的代名词，“这是对我们产品的最高肯定”。 “90后”接续创新研究 从德星路小圃园发福巷5号的一间平房，到为扩大生产规模搬迁至广州市工业大道北，“555”牌电池发展壮大的背后，除了有像王仁一样“开拓拼搏的孺子牛”，以改革者的胆略开拓广州电池事业的新里程，还有无数如199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何华驹一样，在技术岗位上不断革新。 上世纪90年代，何华驹已是广州电池厂车间里有名的“全能维修工”。起初，他只是广州电池厂二车间机修班长，负责维修设备。但为了生产，创造更多经济效益，何华驹和班组同事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车间，向设备要效益。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便作为班长带领机修班职工对车间100多台设备进行大胆改造，使机台的转速从原来的108只/分钟提高到120只/分钟，车间全年增产96万打电池，增加产值460万元。 1994年初，何华驹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制成功国内第一台140只/分钟压炭包机，效率提高了16.67%，为全厂10多条R20生产线实现140只/分钟打下了基础，全年仅R20电池产值就增加了2525万元。 时针拨到30年后。 “90后”李淑敏是虎头电源创新研究院的一名研发工程师，同事都称呼她“李工”。她正熟练操作着一台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测试和确定材料经历温度环境变化后的参数及性能。 今年是李工入职的第四年，由她独立负责的小型消费锂电产品的开发项目也已有十余款面市产品，其中针对国外市场研发的USB可充锂电，作为替代干电池型可充锂电项目产品，在海外颇受欢迎。 李工告诉南都记者，这是一项延续发光电池创新之路的项目。她所提到的发光电池，是一款将LED和电池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发光电池产品，于2010年出现在第108届广交会上，因兼具电筒的照明功能，响应环保、低碳的理念，一经推出便获得德国工业设计红点奖，还申请了美国、英国、日本的发明专利，且均已获得授权。 这是虎头电源创新研究院前院长刘煦负责的开发项目。李工说，要开发出这样一款产品并不简单，为寻找合适的芯片和元件，刘煦团队需每天走访联系不同的厂家，不断地试制和测试，几经周折方才找到合适的物料，且产品推出仅两年，就实现四次更新换代。 自加入研究院后，李工一直跟随刘煦学习，被其作为技术人员的高度责任心和刻苦钻研的精神深深鼓舞，不久后，她也从市场调研和需求分析，逐渐参与到产品开发设计、成品生产质监以及售前售后的技术支持。 “中国人的电池”，这句红字标语，曾悬挂在虎头电池位于广州的公司总部北门多年。 吴艳向南都记者坦言，过去20余年的工作经历令她意识到，品牌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电池人，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和远见卓识，不断跟进产品创新与市场开拓。 当下，虎头电池不仅在技术、环保、标准等多个方面承担行业骨干企业的责任，推动中国电池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在出口方面持续聚焦核心主业，推动产品结构升级，积极推进布局碱性电池及锂电池业务，重点发力储能新赛道，朝着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移动电源龙头企业的目标迈进。 回首望，那只家喻户晓的“555牌”电池曾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转眼我国已在新能源产业跑出“加速度”。年轻的李工说，前辈的付出更坚定了她要在技术道路上攻坚克难的决心，关键是“不但要勇于创新、探索，更要脚踏实地”。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执行策划:王佳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主笔:南都记者 马辉 张倩寒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何嘉慧koa12jJid0DL9adK+CJ1DK2K393LKASDad
编辑:孙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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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纽约罗斯福岛空中索道为例，1976年开通时只是作为一种临时公共交通解决方案，但经历长时间的使用后，空中索道却成为颇受当地民众欢迎，甚至不可或缺的出行方式，每年为200万名乘客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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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方文件以及企业表述上看，相较于长江索道兼具交通功能和观光价值，黄浦江缆车项目，从一开始的定位就并非交通工具，而是强调旅游功能。“浦江之心”跨江缆车，也是作为上海重大文旅项目进行披露的。
“非要学重庆，人家重庆市两边有山，地形复杂，上海都是平原。”一位网友表示。还有人担心，“这个跨度真的实现得了吗？”“台风天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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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确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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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投资中国年”地方专场推介活动在广东举行，巴斯夫、松下、汇丰等百余家跨国公司高管、外国商协会代表参加，活动签约外资项目74个，投资总额达905亿元。
对此，华为董事、质量与流程IT部总裁陶景文表示：“面对包含ERP在内的企业作业和管理核心系统的断供停服，我们不仅能造得出来，还换得了，用得好，现在终于可以宣布，我们已经突破了封锁，我们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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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通在CDF年会上表示，“我们会扩大在各国的本地制造业务，使产品能够更快上市，满足消费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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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部的楼上面好多人在呼救，有人在大喊，有人在窗户外边坐着，也有人拿着毛巾示意这里有人。”季女士称，当时浓烟特别大，有人把病人推到窗边试图转移，但可能因为楼层过高不知道该怎么办。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到了虹桥街道，听取情况介绍，并同正在参加立法意见征询的社区居民代表亲切交流，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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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披露的消息，本次调研，李鸿忠先后前往杭州“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杭州湖滨街道东平巷、翠苑一区社区、小古城村，上海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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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中旬，当中国遭遇“十年最强沙尘暴”时，在蒙古国，多省发生暴风雪和特大沙尘暴等灾害性天气，风速达到每秒20米。今年4月17日，蒙古国国家气象与环境监测局再次发布强沙尘暴预警，正在该国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形成的强沙尘暴将从18日起席卷蒙古国全境。
目前，黄浦江上建成通车的越江桥隧共有30座，其中13座越江大桥、17条越江隧道，并且还有渡轮可以通行。如此之多“贯通”两岸的过江通道，为何还要建跨江缆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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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也已经成为中国外商投资的另一大去处。据AgeLifePro统计，截至2020年底，已有至少11个国家和地区的40家公司进军中国养老市场，遍布17个省份，已建成44个项目。
张小曳说，如今，在科学界，对沙尘暴的研究已经从对其科学的认识转向了如何防治沙尘暴，尤其是预报、预警。在他看来，未来，人类能改变的比较有限，而更加精确的预报和预警，则可以减缓沙尘暴对社会和个人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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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如“萨德”入韩事件、海域划界和中韩渔业纠纷等都会影响韩国民间的对华认知。詹德斌认为，一些韩国民众错误地将中韩实力对比和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变化、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以及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等问题归罪于中国。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韩国民间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中韩实力对比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数据显示，中韩建交前一年（1991年），韩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GDP的86%。在与中国的对比中，韩国人的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20年韩国GDP规模下降到只是中国的1/9，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