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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路股份陆续披露了10多份关于中路集团持股被冻结的公告。最新一份披露于今年2月下旬，上市公司当时称，中路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质押8122.01万股，被司法累计冻结7.06亿股。“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债务违约情况，目前中路集团的所有银行账户均已被冻结，其资金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上市公司说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内容来源：看理想节目《社会学导航：迷顿人生清醒指北》，作者：郑作彧（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微信内容编辑：林蓝，头图来自：《甜蜜蜜》元旦之后，过年之前，是一年中最漫长的时间。工作倦怠感抵达全年最高点。以往讨论工作倦怠时，其中一个原因往往是觉得自己像螺丝钉。每天没有感情地进行重复性劳作，占据生产线中的一小环，或者压根不认同自己的工作内容，所以无法获得成就感。产生这种状态的制度在社会学中被称为 " 科层制 "。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工作折磨人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比如复杂的人际关系、快速的业务变动。工作使人痛苦，看来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了，但弄清楚痛苦的根源、人如何被制度异化，永远有其意义。现代组织科层化的开端与典型：泰勒制与福特主义韦伯提出科层制理论，大概是 1910 年到 1920 年间，那时候欧美社会的各类组织还没有采用科层制，不同的组织因为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组法。组织的科层化、理性化趋势当时还处于开端。虽然韦伯很有条理地描述了理性的科层组织的特质，但这些特质不是韦伯首先发现的，组织的科层化当然也不是韦伯推动的。他只是从旁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组织前沿发展，并进行了理论化。真正为整个现代社会的组织科层化奠定重要开端的，是和韦伯同一个时代的美国人，弗雷德里克 · 泰勒（Frederick W. Taylor，1856-1915）。泰勒在今天被认为是 " 科学管理之父 "，他在 1911 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中，首次指出了商业生产组织，或是用大白话来说，工厂，应该以更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泰勒认为，工厂的管理应科学地进行层级划分，并为每个层级制订相应的权责，然后将工人依照各自的专长进行分工，让大家做自己更擅长的事，这样的合作才会有效率。他甚至认为，工厂应该将一件商品的生产科学地拆分成几个步骤，测量与制订每个步骤最有效率的标准流程，然后让工人们根据自己的专长或练习，负责相应的部分，以标准化的行为完成任务。后人将这套科学管理思想称为 " 泰勒制 " 或 " 泰勒主义 "。泰勒提出这种思想时，并没有马上被广泛接受，甚至被工人和工会攻击，说这种管理方式根本没把工人当人，丧失人性。泰勒最后也是在饱受攻击的情况下抑郁而逝。但在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趋势下，他的这套组织运作模式渐渐被更多人接受。《米纳里》其中一个把这套做法付诸实践，且大获成功的人，就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福特。福特汽车有不少订单，但产能跟不上。那时候的汽车制造方式，是一组人负责一台车的制造。这种做法很容易乱成一团又缺乏效率。所以福特采取了泰勒的做法，他把汽车生产改成了在泰勒制那里就已经初现雏形的 " 流水线 " 模式，然后整个公司都采用了理性分层的科层制。结果，福特汽车的产能翻倍，企业运作也井然有序。这种用科学管理的科层制来进行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做法，后来也被称为 " 福特主义 "。科层制自此之后才真正扩展到社会上越来越多领域。例如餐饮行业。像是麦当劳这样的现代快餐店，就采用了科层管理与流水线作业。后场根本没有厨师可言，所有人也连学徒都称不上，只有负责统筹管理的店长和底下各层级负责相应机械性事务的员工。员工们不需要苦练刀工与培养味蕾，而是只需要知道薯条炸几秒、面包烤几秒，按规定操作，就可以上场成为 " 汉堡装配流水线 " 上的工人。过去到餐厅后场打杂，是为了以后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厨；现在到后场打杂，是为了能更精确地按照理性计算安排好的规定，担任与其他员工无异的螺丝钉。《东京大饭店》近代有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乔治 · 瑞泽尔（George Ritzer），把麦当劳的做法当作样板，将 " 理性化的科层制 " 或 " 福特主义 " 改称成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汇：" 麦当劳化 "。他提出了 " 社会的麦当劳化 "，指出除了餐饮业之外，教育、建筑、医疗等领域也都有和麦当劳一样的做法。不过，相比韦伯的理性化理论，" 麦当劳化 " 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太多新东西。《社会的麦当劳化》理性化的科层组织如何排除人性？早在泰勒提出科学管理之初，就有人指出，这种组织运作模式不只是 " 理性化 "，同时 " 去人性化 " 了。在科层制与流水线的结合之下，理性化让各产业中的每个人，都只是在流水线上重复相同行为的螺丝钉，人必须像机器一样。甚至，人还没有被机器人取代，只是因为人一时半刻比机器人便宜。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说道，迫使所有现代人都必须采取科学计算思维模式的理性化趋势，仿佛变成了牢笼，所有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要么只能成为机器人、要么只能成为计算机，但就是没有思考、没有情感、没有人性。其实理性化趋势中不是没有情感，只是连人的情感本身，也得当作商品来贩卖。也就是说，必须放在 " 成本－收益 " 的计算考量上来表演。对此，韦伯的结论是，整个社会文化都变成了 " 机械般的化石 "，专业人士没有人本精神，消费者也没有内在心灵。讽刺的是，这样的人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但现代人却觉得这是人类进步的状态。《珀尔》如今学界的共识是，正因为理性化的科层组织排除了人性，只依照预先被科学计算规定好的模式来运作，虽然组织科层化的初衷是追求效益最大化，但往往带来了僵化、不知变通，结果既没有效率，也不见得多有效益。韦伯对科层制和流水线的批评，一开始并没有特别被当一回事。人们只觉得科层制有点不近人情，但毕竟也是科学成就。后来有几本著作，把科层制和一件人类近代史上最毁三观的大事联结在一起，才使得韦伯那句话被后人挖出来当作先见之明的名言。这些著作中比较经典的有两本，一本是出生于德国、二战时期因为犹太人身份逃到美国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 1963 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另一本是出生于波兰，后来在英国利兹大学任教的社会学家，鲍曼在 1989 年出版的《现代性与大屠杀》。这两本书都在讨论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二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纳粹政府都被描写成一个丧失人性的邪恶组织。因为丧失人性、缺乏理智，所以邪恶。但这样的想象却被阿伦特打破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讨论了二战纳粹政府中专门负责大屠杀事务的官员，艾希曼。艾希曼在德国战败后隐姓埋名逃到阿根廷，后来被以色列秘密情报组织摩萨德发现，抓到耶路撒冷接受法庭审判。作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当时特地去了一趟耶路撒冷旁观审判，目睹了一件奇特的事。艾希曼并不是恶魔，不论是在德国还是阿根廷，艾希曼的邻居都认为他是一个很有礼貌、好相处的人。但艾希曼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他的理由是，他只是负责地执行科层组织上安排的任务。努力工作、认真生活，何罪之有？《万湖会议》对此，阿伦特提出了那个有名的概念――平庸之恶。真正可怕的恶行不是邪恶之人的刻意行凶，而是官僚制对所有人的思维能力、是非判断力的剥夺下导致的行为。而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则从另一个角度讲了很类似的事。鲍曼指出，过往人们常认为战争中的大屠杀是丧心病狂的残杀行为，但纳粹的屠杀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甚至完全相反。纳粹的屠杀理性地讲求效益与效率最大化，整个屠杀工作采用了科学管理方式，以科层流水线的逻辑来进行。在这之前，人们常认为科层制意味科学管理，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亦是现代性的精神。鲍曼却说，以理性、科学的科层制为代表的现代性，并不一定为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而可能完全相反，成为强大且可怕的破坏力量。科层制僵化如何松动？今天社会学对科层制基本上没什么好印象，原因在于科层制太理性地划分了各层级的权责，使得一方面个人责任被平摊成组织责任，另一方面组织的僵化无法弹性应对现实中各种出其不意。对这种说法我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这预设了人处在科层组织中一定会照章行事。只要当过上班族的人都会知道，基本所有人都会在上班时间摸鱼。所以，组织成员严格遵守科层制的情况就算不是完全不存在，但若直接当作预设，当作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和组织效率僵化的根本成因，并不是那么符合现实。而且我们找科层组织办事情有时会遇到一种情况，即对方在拿规则当理由而不行事。比如办事人员要我提供材料，可以无限制地层层加码。对方总有办法推卸责任。因此官僚制的问题不一定是单纯的僵化，而是有人利用职权人为地僵化。科层制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权责明确所以让组织参与者 " 踢皮球 "，而是恰恰相反，因为权责不明确，所以大家才赶紧 " 踢皮球 "。现实中的事务千奇百怪，很多根本超乎想象，但组织规则的制订必然挂一漏万，所以科层组织都会遇到无法照章行事的任务。这时候，对于组织成员来说，准备越多能证明自己与此事无关的文件，ta 就越安全。科层组织的僵化很可能不是因为它办事没效率，而是因为它根本不想办事，想尽办法不办事。《万湖会议》但我们也不能预设所有人面对复杂事务都一定想逃避责任。很多时候，人是想帮忙解决复杂问题的。科层组织在学理上常常说其特征就是职责清晰，但现实情况是，组织遇到的事务往往厘不清到底该谁负责。这个时候，科层组织所处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科层组织如何应对责任不清的情况。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习惯遇到责任不清的事务就不去整理清楚，而是只从自身利益出发，想着如何从中捞点好处就跑，推给下一个人承担最后的后果，这种 " 替死鬼 " 逻辑就会导致一个结果：由于这样的社会总是在惩罚负责任的人，因此当科层组织遇到责任不清的时候，组织内外人人都会想利用科层制的特质来推卸责任。最后没有人能从中获益，大家都宁愿 " 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谁倒霉谁遭殃。在 " 惩罚负责的人 " 的常态下，没人会想解决问题。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家愿意 " 讲道理 "，意思是遇到比较复杂的事务时，愿意厘清头绪，善待负责的人，就算科层制有僵化的可能性，它也不必然产生僵化的结果，反而很有可能发挥科层制背后理性的力量。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作者：郑作彧，微信内容编辑：林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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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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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最高值，但之后出现下降，到1977年又再次抬头，到1980年达到另一个高值。造成1977年至1980年高通胀率的主要原因依然是油价上涨，期间美国的失业率曾达到9%左右。由此可以判断自1977年至1980年美国出现了典型的滞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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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网友吐槽，“5元10元也不买，这几年H&M的质量越来越差了”。

鲍威尔表示，决策者们预计利率将需要上升，以将美国经济增速降至长期趋势水平之下并遏制价格压力，而进一步加息的时机将取决于未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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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猫持续引入大品牌、大客户，这些大客户能为平台贡献更多的广告费用，能让阿里的经营现金流持续充盈，但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平台都是大品牌大商家，电商平台也就成为了一个类似SKP的大商场、大商圈，平台的生态多样性和活力就缺失了。而在需求端，大量的消费群体消费更为谨慎，更注重性价比的时候，商圈的多样性（不平衡）问题就暴露了。”一名接近阿里巴巴的人士向记者分析道。

而H&M集团财报显示，2022年H&M品牌全球门店的数量相较2021年同期减少295家。而H&M则表示，2023年仍将继续店铺重建和调整，集团计划年度新开100家，关闭200家，净减100家左右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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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新疆棉事件，是H&M在中国市场下滑的转折点。但是核心因素是中国消费者们变了，快时尚的受众人群是二三十岁的年轻消费者们，而中国新一代年轻消费者们文化自信心更强，不盲目崇拜国外的这些洋品牌导致快时尚不再受到新一代消费者们青睐。再加上很多国际大品牌在国内整个摊子铺得比较大，之前受到疫情影响很难及时调整。”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