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报-"靠逼片"-复旦教授：媒体“事业单位、企靠逼片业化管理”的制度失灵了

复旦教授：媒体“事业单位、企靠逼片业化管理”的制度失灵了

今年五一期间，我第五次到现场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在去奥马哈之前我先去了旧金山考察硅谷的苹果和谷歌两家科技巨头，也在有空的时候逛了一下美国的超市，我发现美国超市商品的价格与2019年我去美国参加巴菲特股大会时相比，确实出现了大幅上涨，无论是食品还是水果蔬菜的价格上涨都非常明显，这抬升了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5月份美国CPI为4%，这一次的通胀走势和去年高峰9.1%相比虽然出现了较大下降，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核心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下半年基数回落可能会导致通胀再度反弹，通胀水平仍然远高于目标值2%。现在来看美国银行业危机暂时告一段落，并没有出现进一步恶化的情况，这也使得美联储对于风险的担忧有所缓解。虽然失业率小幅回升，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保持了强劲的走势，加上美股近期出现强劲反弹，进入到了技术性牛市，也使得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未来增长充满信心，所以这一次对是否停止加息的问题并没有松口，而是可能会继续采取观望的态度，不放弃未来加息的可能。目前来看，美国经济年内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美国的就业数据依然是超预期的，而美国科技股确实走出了上涨的走势，苹果股价创新高，带动了科技股的回升。当然，现在对于美联储政策的担忧在减少，美联储一旦停止加息，对于全球资本市场都会形成正面的影响，对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也会形成比较有利的环境。

*本文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朱春阳为《新闻大学》2024年第9期撰写的卷首语，原题为《关注新闻制度创新研究》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提出了一个好问题：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繁荣？与之前强调地理空间、资源禀赋和文化的影响不同，他们认为制度是决定性力量，尤其是包容性制度是决定一个国家繁荣的关键性因素。放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来看，这一观点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阶段形成了呼应。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通常分为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三个阶段。依照这个顺序，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大致完成了以“四个现代化”为代表的物的现代化，正处于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代表的制度现代化。因此，关注制度研究应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阶段的应有之意。就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来看，制度因素在其中扮演了关键作用。邓小平关于改革的论断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猫论”和“摸论”，“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论”即“摸着石头过河”。其中，“猫论”强调了改革目标之所在；而“摸论”突出了过程的不确定性。这构成了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即目标是确定的，同时鼓励个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过河”，去“捉老鼠”。这一制度创新框架强调了原则性与包容性的统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赋予了人民群众在当代的经济创新主体地位，进而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具体到新闻业而言，1978年以来的制度创新主要表现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以企业化管理的方案来解决办一个“好的事业”所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其中，事业属性是原则性的，企业化管理是包容性的。事业单位如何进行企业化管理？原本事业单位就应财政拨款，而企业化管理就要让企业享有独立的市场决策主体地位，这二者混在一起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让探索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站在1978年的时间节点上，能够解决"办一个好的事业"的经费问题就是解决新闻业实践事业属性的燃眉之急！这一制度设计逻辑决定了中国新闻改革是一种“上头”管方向、“下头”管方案的合作创新机制。创新从来都是高风险的活动，又如何让人对创新趋之若鹜？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和对创新试错的包容机制。在没有谁知道哪一块“石头”才能帮助我们过河的时候，又规定必须摸着“正确的石头”过河，不允许有丝毫偏差，很显然，这对于“过河”目标的达成是不切合实际的方案。正如潘忠党的研究所发现的，边缘突破、临场发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成为这一体制得以良性运转的关键所在。当然，这一机制得以保障的另外一个制度性因素则是新闻业区域与行业的条块式管理，这赋予了媒体在区域与行业内的垄断地位，正是基于清晰边界内传播资源的独占，新闻业形成了有限竞争基础上的快速发展。同时，以1996年为起点的媒体集团化解决了新闻业事业与产业两种属性之间的冲突，在集团内部形成了“党报管导向、子报管市场”的业务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分类管理，大大降低了既有制度内在的冲突。新闻业在这一时段发展顺畅，因此这一时期也常常被称为是中国新闻业的“黄金时代”。但伴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升，媒体融合成为新闻业发展的主导性趋势，传统新闻业逐步转向了数字新闻业。在这一过程中，媒体融合消解了区域与行业之间的壁垒，新闻业垄断地位也随之被消解。这也就意味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有效运行的制度性保障失灵了。同时，数字新闻业表现为以行动者网络为行业实践主体的新闻业，媒体只是行动者网络当中一个相对重要的节点，而不再是新闻业的全部了。如何在一个无边界市场空间重塑媒体的主流地位？这是数字社会新场景下，新闻改革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破解，同样需要回到制度层面启动创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主要解决的是经济匮乏时期的资金来源问题。就目前中国新闻业的现状来看，在垄断无以为继的情况下，企业化管理运营模式挣到钱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过去10年，新闻业收入呈现断崖式下跌也佐证了这一结论。同时，和1978年相比，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解决事业单位的经费问题没必要再假手市场机制来完成。此外，40多年企业化管理赋予了媒体现实的产业属性，有必要为产业功能模块提供一个合理的归宿。按照2020年已经完成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方案，新闻业被归入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其中，公益一类直接剪除了媒体的经营功能，也不能算是分类管理；而公益二类本质上还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相当于没有分类的改革。这一问题如果不能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来及时解决，势必会导致新闻业在事业和产业两个面向的功能上双双失灵。因此，具体到新闻业而言，制度现代化在当前的首要问题恐怕就是事业、产业的分类改革了。就产业演化而言，中国目前经过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阶段后，已经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如何为新闻业40多年成长起来的产业板块注入创新活力，也需要在产业框架内形成新的制度激励。期待多一些关于新闻业制度创新的研究，为中国新闻业的发展添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