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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皖新闻讯1月3日，有网民发布视频称，在云南镇康县南伞镇发生境外炮弹落入造成人员受伤。视频中，有人躺在地上，衣服上能看到血迹，疑似受伤。事发地有不少人站在路边，街边有灰尘飞扬、树枝掉落的情况。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从 2016 年 " 全面二孩 " 政策开始实施， 二孩出生人口从 2016 年的 718 万 逐年降低到 2022 年的 372 万。8 年的政策变化下， 哪些女性依旧选择生育二孩？ 她们的生育决策是怎样的？2016 年，" 全面二孩 " 政策落地后，二孩出生人口有所回升，但整体出生人口数仍逐年降低从 2017 年开始，上海的两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蒋莱，一起陆续访谈了上海、广东和江西的 40 多个家庭，今年 10 月，她们的研究成果之一：《新生育时代》出版。她们发现，女性会将 " 自己的父母能否支持 " 作为是否生育的决策依据之一，生二胎是希望两个孩子好作伴，对孩子的性格成长有好处。降低育儿压力的同时，女性困境依然存在：" 家庭是权力斗争最频繁也最隐蔽的场所 "，围绕着 " 冠姓权 "，男女会展开一系列斗争；" 女性的性别平等意识没有想象中好 "，有些女性是意外怀孕后选择生育，对丈夫的期待仅仅是能赚钱，陪孩子玩 …她们希望让这些女性的声音被听到，" 生育不是开盲盒，要有充分认知，再选择是否生育。"以下是沈洋和蒋莱的讲述。沈洋（左）和蒋莱（右）在新的生育时代，首先是政策变了，从 2013 年的 " 单独二孩 "，2016 年的 " 全面二孩 "，再到 2021 年的 " 三孩 " 政策，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被释放了。其次是生育二胎的人变了。曾经生二胎以农村人口为主，二孩政策之后以高学历、体制内稳定就业的人口为主，原本这批人是不被允许生二孩的。生育是一个公共话题，互联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很多发声、制定政策的人，都是一些中年男性，但他们又不能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让育龄的，这些政策的目标群体的人的声音被听到？这是我们想做这个研究的初衷。（沈洋）在大城市，我们能听到的观念大多是 " 不想生孩子的 "。2022 年，我和自己的学生做过一个调查，研究阻碍青年婚育的因素，聚焦为什么大家不结婚，不生孩子。结果我发现，部分年轻人对于自己未来的就业前景并不乐观，有时未必是因为当下的工作不好，收入不高，而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比较悲观，觉得以后会不稳定 ，这降低了他们的婚育意愿。女性最担心生育之后，家务、育儿的重担就落在她们头上。韩国电影《82 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后的生活 互联网上传播了很多女性主义思想，一些针对女性的恶性事件新闻等等，也加重了女性恐婚恐育的心态。我印象很深，在那个研究里，我访谈过一位出生在江苏农村的女性，她聊到自己母亲的时候哭了，因为她母亲生育之后不工作了，成了家庭主妇，一直在家里带孩子，被闲言碎语影响，最终精神分裂。她觉得自己母亲很不幸，自己也就不想生了。还有就是教育内卷，大家恐惧密集型母职。密集型母职就是以孩子为中心，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整个家庭都围着孩子转，比如孩子上学买学区房，就一起搬家，孩子上兴趣班，就抽时间接送 …… 大家一想到结婚生育，并不觉得这是件美好的事。今年 10 月，沈洋和蒋莱的研究成果之一《新生育时代》出版国家放开生育政策后，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一定的生育潜力，我们好奇这部分女性为什么不仅生育了，而且选择生二胎，她们是如何做出生育决策的，生育后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希望能让大家看到女性面临的困境，呼吁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我们一共访谈了 45 个家庭，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还有江西，以 30-40 岁，高学历，工作稳定的女性为主，对她们来说，生育第一个孩子是自然而然的。生育二胎，是希望两个孩子好作伴，认为有兄弟姐妹对孩子性格成长有好处，也有些女性是害怕 " 失独 "。生育时考虑的因素也是新的，有些女性会考察丈夫是不是靠谱，能参与育儿，有一位受访者就观察了丈夫一段时间，觉的他能做好家务，自理能力也比较强，才考虑生育。沈洋和小女儿此外，很多女性在考虑生育的时候，会考虑自己的原生家庭在时间、经济上能否给予一定的支持。因为虽然全国的产假都有延长，但比如上海，产假是 158 天，孩子半岁母亲就要回归职场，但孩子 3 岁才能上公立幼儿园。这当中两年半的差距，肯定需要帮手。大部分人会请自己的母亲或者婆婆帮忙，或者请育儿嫂。我们发现在上海，女方原生家庭，也就是外婆帮忙带娃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很多上海出生的 80，90 后女性都是独生女，她们和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得很近。有一位受访者，在生育前就先征求了自己母亲的意见，她母亲明确提出会帮她带孩子，她才决定生育。日剧《坡道上的家》，讲述了女性面临的育儿困境女性在育儿方面减轻了压力，但解决了女性困境吗？这不好说。（沈洋）我很早就发现，身边很多生了二孩的朋友，都让孩子随母姓了，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趋势。我在没有怀二孩之前，也和丈夫达成一致，如果生二孩的话跟我姓。所以在访谈的时候，我们也有意识地关注这个话题，但大部分女性不会主动提及，她们甚至会觉得有些冒犯，因为这对她们来说也是个困扰。为什么关注这个现象？因为孩子随父姓，是父权制里约定俗成的传统，也是重要象征 ，所以要争取性别平等，就有必要争取打破这种规范，部分女性也正在进行这种实践。我们想知道，她们背后的动机和家庭内部发生的变化。我们访谈的家庭里，有大概 20% 孩子随母姓的情况。其中有些母亲提了，但是没有成功。不少还是出于父权制的原因。比如女方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参与育儿比较多，女方的父亲就要求孩子随母姓，其实也就是随女方的父姓，跟招婿制度的动因是一样的。另外，就是女方出于孝顺自己父母的原因，觉得自己父母参与育儿很辛苦，应该让孩子跟自己姓。只有少数是出于性别平等的动因，女性有了性别平等意识，觉得第二个孩子跟自己姓才公平。但孩子随母姓通常要争取丈夫和夫家的同意，还有个前提条件是，女方家庭要在经济和育儿支出上有非常明显的付出，我们发现，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我们有一位受访者宋钰涵（化名），结婚以后和丈夫住在娘家，宋玉涵的父母也给夫妻俩买了一套房，写了夫妻俩的名字，她丈夫的工作也是老丈人介绍的，宋玉涵还要每个月给公婆 3000 元补贴。即便如此，夫家依然对孩子随母姓这件事不满意。女性争取冠姓权，也会成为家庭内部的不和谐因素。日剧《我，到点下班》，女主角东山结衣从职场女性的角度表示：有了孩子以后女性容易受到母职惩罚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被忽略的，就是女性会在家庭生活里做很多 " 认知劳动 "。我们访谈过一个女性何悦（化名），因为她老公出差比较频繁，所以家里很多事情的决策都是何悦做的。她们生了孩子以后打算买学区房，从收集信息，到看房买房，丈夫都没有参与。这些问题不是个例，因为生育之后，要决策和考虑的事情必然会增加，从孩子的衣食住行到报兴趣班、择校等等，这样的 " 认知劳动 " 大都是母亲在做。传统的性别分工默认女性是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人，女性会主动承担这些 " 任务 "，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有很多育儿公众号、育儿群，都是针对母亲的，很多她们很自然地被裹挟到了这样的育儿劳动里。我们也访谈了一些有全职爸爸的家庭，可能是因为他的收入和妻子相比很悬殊，这种情况下，做全职爸爸是个更理性的选择。虽然没有定量的研究显示现在全职爸爸的比例增加，但在媒体上，这样的讨论是明显变多的。男性成为全职爸爸，会一定程度降低女性育儿和家务的压力，但很多时候，这些女性依然会受到固有观念的影响，比如有一位受访者，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心，还是会在孩子面前，向丈夫要零花钱，会主动和孩子说，爸爸才是一家之主。女性受到工作的宰制的同时，还要规划孩子的教育路线，照顾丈夫自尊心，依然有多方面的劳动和付出。《女人》讲述一个单身母亲面对残酷命运，养育两个孩子我们访谈的过程中就发现，虽然大部分女性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她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并没有想象中好。有些女性是意外怀孕生育二胎的，也有人因为意外怀孕进行过流产手术。有人因为橡胶过敏，不适合使用安全套，或者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这反映了在性生活中，主要还是男性做主导。此外，大部分受访女性对丈夫不抱太大的希望，觉得只要能赚钱，带孩子玩，不赌博不出轨，就可以了，其实当时我们也挺惊讶的。（蒋莱）事实上，我一开始做性别研究的时候，对于性别的认知，性别平等的知识是非常陈旧的。我生于 70 年代，那时候，" 生与不生 " 的问题肯定不是显学，基本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肯定是要生的，不生就是你有问题。生活中的蒋莱那时候我一毕业就结婚了，本来也没有生育的打算。但是意外怀孕后，大家也劝我，早生恢复得快，于是就生了。其实当时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照顾丈夫的感受。那时候互联网上也接触不到什么信息，结婚生育到底意味着什么，带孩子为什么这么累，没有答案。慢慢地，也就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世界分隔了。所以我经常套用香港作家亦舒说的 " 婚姻犹如黑社会 "，生育也犹如黑社会，没生育过的不知道其可怕，生育过的也不敢道出其可怕之处。蒋莱和丈夫儿子在一起我接受女性主义启蒙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读博士做的是女性领导力研究，那时候才开始努力找一些关于性别的文献，但国内当时研究比较少，也没有有意识地关注这方面。我记得之前还访问过一个女教授，她说现在回看 20 多年前自己当时生育的理由，觉得非常荒唐和愚蠢，仅仅因为听到有人议论自己说，" 那个女博士那么大还不生孩子，是不是生不出来？" 她一气之下就去生孩子了。我们这一代女性要跳脱出自己生长的环境去想问题，很困难。比如我虽然在做这个研究，我丈夫也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或者很认同我做的事情，也会说我们做的东西不接地气 。互联网扩大影响，女性主义知识慢慢普及，中国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在过去十几年也是井喷式增加。所以我们对于性别认知，性别平等信息的吸收，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快速发展起来的。1985-2010 年，亚洲地区接近 30 岁女性未婚情况以 " 剩女 " 这个标签为例，2007 年提出，到 2010 年这个提法达到高峰，到 2017 年就完全被批判了，是 180 度的转弯。不过，发展太快了，让我们误以为大家的意识都跟上来了，对于 70、80 后的很多女性来说，她们没有非常介意和需要在家庭中贯彻性别平等，即便知道面临不利的局面，她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比如有个妈妈她自己很早就想好了要生两个孩子，大的带小的，因为她从小一个人长大很寂寞，丈夫就只是提供丈夫的一个角色而已，丈夫参与度低，她打心里没有很大的怨言，因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的关注点不在这里。生育不是黑箱，你去撞运气，然后就开启它。而是要经过充分的个体成长，了解这样一个状况，也了解自己的需求之后，再慎重做出的决定。2019 年，日本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发表演讲，受到大量女性的追捧，她也成了最知名的女性学者之一现在互联网上掌握话语权的女性很多都是拥有一些 " 特权 " 的，相当多的所谓 " 基层女性 "，她们的声音很难被听到。这也导致现在网上女性主义的撕裂情况也很严重。因为大家处在不同的位置，就彼此攻击。比如有人说生育影响事业，会被生育过的妈妈们鄙视，或者全职妈妈被职业女性鄙视，那都是在内耗我们自己。我希望大家看到各种不同的处境，明白大家是共同体的关系。你现在遭遇的问题，未来会有人遭遇，没有遭遇的问题，有人正在遭遇。沈洋生完二胎的第二天，一家四口合影（沈洋）大家为什么不敢生？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内卷带来的教育压力。我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们一开始也是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在她的教育方面。后来有一次，我要去上钢琴课，孩子正好没人带，我就带她去上了那节课，我发现她也能安静地陪我一起上完。那时候我意识到，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事放在前，偶尔也可以让孩子以我们为中心。纪录片《中国门》家庭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家的整体原则是，要让所有家庭成员都能够茁壮成长。在做一件决策的时候，要考虑家里其他人的情况，比如工作、娱乐的时间有没有被牺牲，生活满意度有没有增加等等，要用多重的指标去考虑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生育后的生活。基于这个观念，我们尽量不放弃自己的娱乐和休闲时间。给孩子报兴趣班，只选择家楼下的，走路不超过 5 分钟。之前上海一个击剑队来幼儿园里挑 " 苗苗 "，我的孩子被挑中了，孩子自己也是想去的。但训练的地方离我们家 8 公里，对我们来说，接送是个很大的问题，综合考虑之后，就放弃了。其实爱是去中心化的。家庭里，每个成员都很重要，都值得尊重。意识到这一点，会一定程度上减轻育儿的焦虑和压力。世界各区域总和生育率 来源：联合国《人口展望报告 2022》（蒋莱）生育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重要决策，但不能把生育问题变成一种口号，一种宏大叙事。我们希望女性的处境能被充分纳入到政策的考量中去，希望把生育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处境被看到。我们的观点很简单，你只有在职场上保障女性，她们在家里才敢生孩子。很多发达国家会给家庭很多补助政策，但东亚很多国家依然是生育洼地，因为对女性来说，以职场为代表的公共领域的地位不被保障。所以不管你在家庭层面的政策上多给力，今天的女性也不买账了，不愿意生。社会要保障女性，除了职场上的保障，在医学领域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比如大家经常谈及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虽然数据反映女性 35 岁以后生育的风险增大，但我们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增加医疗研究的投资呢？或者对 35 岁以上，想生育的人群提供更多帮助？事实上，我们的医学上的发展也是很滞后的。是不是因为决策者并没有在这个领域分配资源？关于女性身体、女性的更年期、痛经、生育这些问题的相关研究，在北欧国家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身边的女性，显然没有得到这些资源的充分分配，所以当我们谈起生育的经历，依然充斥着很多痛苦和不满。社会需要构建起这样一个关怀和支持系统，这个系统才能叫 " 生育友好和妇女友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 一条 "（ID：yitiaotv），自述：沈洋、蒋莱，编辑：张雅兰，36 氪经授权发布。koa12jJid0DL9adK+CJ1DK2K393LKASDad
编辑: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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