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要闻-"中国XXXXXL19"-胡伟俊：逆周期刺激与结构性改中国XXXXXL19革之辩

胡伟俊：逆周期刺激与结构性改中国XXXXXL19革之辩

1987年至1996年先后工作于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

作者：胡伟俊系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引发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派认为，解决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是加大逆周期政策的刺激力度；另一派则认为，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性问题，刺激政策不能解决问题，而应着眼于结构性改革。逆周期政策加码，的确是当务之急。2020年末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强外需，弱内需的“双轨模式”。如果只看整体GDP增速，就可能低估弱内需带来的风险。同时，结构性放缓的压力的确存在，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财政改革红利几乎消耗殆尽。释放新的增长动力，需要进行新一轮的财政改革。强外需弱内需的“双轨模式”2020年末，出口出现了多年来未见的强势反弹，而新能源产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外需和制造业的走强，为紧缩房地产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政策窗口。“三条红线”等政策随即出台，房地产行业迅速调整。随着房价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大幅下降，居民消费和地方财政的压力不断上升。从那时起，中国经济进入了强外需、弱内需的“双轨模式”。“双轨模式”的一大特点，是能够自我延续。首先，内需疲弱抑制了劳动力和资金成本的上升，同时带来了汇率贬值压力，这些都有利于出口和制造业。其次，弱内需带来的出口价格下降，以及对大宗商品价格的负面影响，有助于缓解发达国家的通胀压力，使其长期得以维持政策宽松，从而进一步支持中国的外需。第三，强外需部分抵消了弱内需，降低了逆周期政策的必要和力度，导致内需持续偏弱。近期政策调整源于内需偏弱“双轨模式”的优势在于，依托出口和制造业的强劲发展，成功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去地产化。相比于2020年，今年制造业投资预计将从21万亿增长至31万亿，而房地产投资将从14万亿下降至11万亿，制造业投资的规模已将近房地产投资的3倍。但内需持续偏弱，地方政府和就业市场压力不断上升，最终在今年9月底引发了明显的政策调整。但因为目前出口和制造业仍然强势，所以不需要太多的增量政策就能实现今年的GDP目标。因此这次政策转向的重点，依然是托底内需，而不是改变现有的“双轨模式”。往前看，内需在短期内仍然面临不小压力。外需是增长模式切换的关键“双轨模式”能够持续多久，主要取决于外需的变化。一旦外需明显放缓，由于逆周期政策锚定GDP增速，对内需的支持势必将大幅上升。甚至会出现新一轮的增长模式切换。本世纪以来，增长模式已经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每一次变化的主因都是外需。第一次是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大幅加速，增长转向外需驱动；第二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口明显放缓，经济增长转为内需主导。第三次是2020年疫情爆发后，出口再次加速，增长转向外需驱动。第四次增长模式的切换，可能还是由外需放缓引发。扩内需需要逆周期政策加码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惯性，所以增长模式的切换需要政策助推。虽然居民存款已接近150万亿，但消费能力不一定能转化为实际消费。过去两年的中国经济，通常在年初超出预期，到了二季度明显放缓，三季度逆周期政策加码，四季度经济开始企稳。出现这样的循环，原因就在于预期和需求长期偏弱，导致复苏的基础不牢。所以逆周期政策需要足够有力，才能够改变消费者信心，实现预期和需求螺旋向上的自我循环。中国经济目前内需不足预期偏弱，不能都归咎于结构性问题，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逆周期政策是无效的。疫情前的美国，长期存在低通胀，低增长和低利率的“三低”。当时很多人也都认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像前财长萨默斯就认为，人口变化和技术变革将使美国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但随着疫情期间强有力的刺激政策，美国经济就此摆脱了“三低”，萨默斯本人也不再提“长期停滞”了。新一轮财政改革释放增长动力结构派的观点也有其合理性，的确不能永远依赖周期性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问题。从长期来看，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释放新的增长动力，而最重要的就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当前的财政框架，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又发展了土地财政（通过出售土地）和土地金融（通过融资平台融资）。这一框架激励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投资基础设施，为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但这一体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收入分配过于倾向公共部门而非居民，经济结构偏向生产而非消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上升，大城市房价过高而小城市房产供应过剩等。长远来看，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已难以为继。再加上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严格监管，原有的发展模式需要的不仅是修补，而是根本的改变。这就需要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首先，财政收入的来源从生产和土地，逐渐转向财富和财产性收入。其次，财政支出从基础设施投资，向社会保障支出倾斜。第三，提高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央地关系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转型。例如，土地资源配置应更多基于人口流动，而非行政区划。最后，进一步放松户籍制度，加快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从而创造新的房地产和消费需求。结语逆周期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面对中国经济当前的挑战，两者同样重要。逆周期政策能够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平稳的环境，而结构性改革则有助于降低未来对逆周期政策的依赖。尽管有声音担心，逆周期政策可能降低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但实际上，经济疲弱往往会使结构性改革变得更加困难，比如房地产税在房地产下行时就更难推出。在短期内，也要看到在“双轨模式”下，强外需容易导致弱内需被低估。除了GDP增长之外，需要将通胀作为制定逆周期政策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