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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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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贬絜”究竟该作何解呢？它当本作“耿絜”。原因有四。第一，从文献史说，汤先生《楚辞类稿》已证班固该序今传版本中“冥婚”应是“帝阍”之讹，则知该序在流传中已非完璧；而“贬”繁体为“貶”，与“耿”形近，则“耿”讹为“貶”也就很有可能了。第二，从词汇史说，“贬絜”仅见于班序此条，甚至汉唐间楚辞学者也全无引及，而“耿絜”却一直被使用。其今存最早者，是张衡《东京赋》“招有道于仄陋，开敢谏之直言，聘丘园之耿絜，旅束帛之戋戋”。据《后汉书》本传，“永元中……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则此赋写成之下限在公元115年；而王逸《楚辞章句》谓“孝章即位……（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经章句》”，汉章帝即位在公元75年，则两文相距最多40年，不算久远。况且，张衡多拟班赋，则两人用词属同一语言环境，也很正常，所以班固已用“耿絜”一词是可能的。第三，“耿絜”与“耿介”相通，陆机《谢平原内史表》云“世无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园耿介之秀”，其“丘园耿介”之语显然与张衡“聘丘园之耿絜”同；又《六臣注文选》张铣释陆机该句中“丘园耿介之秀”曰“耿絜，介独也；言才德清洁、独居丘园、不仕之人也”，他不写“耿介”，却说“耿絜”，则其所见版本可能即作“耿絜”，亦可证二者相通。退一步说，他用“介独”来释“耿絜”，实也反映了“耿介”“耿絜”基本同义。所以，从语言发展角度说，“耿絜”应正是从“耿介”演变来。而在《楚辞》中，“耿介”为常用语，《离骚》云“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王逸注云“耿，光也。介，大也”，这是屈原所慕之品德；《九辩》云“独耿介而不随兮，窃慕先圣之遗教”，《七谏·自悲》云“恶耿介之直行兮，世混浊而不知”，二者皆“代屈原设言”，所以“耿介”即形容屈原；又王逸注《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云“言己能守耿介之眇节”，也是以此语状屈原。所以，在此楚辞学、语言学背景下，班固用“耿絜”来形容屈原，可谓理所当然。另外，由于絜、潔本古今字，魏晋后“耿絜”又多作“耿潔”，如《宋书·明帝本纪》有诏曰“若乃林泽贞栖，丘园耿潔……具即以闻，随就褒立”，《高僧传》云“（释僧柔）少而耿潔，便有出尘之操”，顾况《严公钓台作》云“严生何耿潔，托志肩夷巢”，语义仍是高尚品质。总之，这三个词在语言发展史上一脉相承，在演变或具体语境中，语义虽会略有差异，但基本不出耿直、光明、大、介独、清洁之域，所形容对象都是守节自高、不随于俗的人；因此，班固以“耿絜”来形容屈原，从语义和楚辞学角度看，也都渊源有自。第四，把“耿絜”放入班序，可发现它与“狂狷”“景行”义皆相近，全句解来文理顺畅，符合该序主旨及背后的思想史、楚辞学史。《孟子·尽心下》云：“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又云：“‘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志慕古人，执着进取，不屑不洁之士，这不正合班序对屈原的定位吗？而狂者“不屑不洁之士”，所追求的当然就是“洁”，这与“耿絜”中清洁之义便也对应了。又，赵岐注曰“狂者，进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而“景行”本即“大路”之义，又喻大道或光明正大的行为，二者相应，也与“耿絜”之来源“耿介”的光明义相应了。不过，从儒家评人的至高标准看，“狂狷”虽为褒义，却尚是“其次”者；而在楚国当时环境下，行为“耿絜”“景行”，便难免遭妒，正如今人常将耿直当作缺乏情商一样，这两个词因此也成了“其次”者。把屈原定位为“其次”者，显然与班序中一面肯定其志行，又惜其不能学蘧瑗、宁武子明哲保身的主旨相契。这与《汉书·古今人表》把屈原列在九等中之第二等，仅在五帝、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下，而与伯夷、叔齐、管仲、孟子、荀卿等同列，也相合。而从汉代楚辞学史看，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彪等都曾疑屈原不应自沉，班固所论也与此脉络相契。总之，班固此序评屈，用的是儒家最高标准，虽责他未能自保其身，但整体上是褒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