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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研｜普惠金融的“桂银美国sekkino”探索

　　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为保障行政法规体系的一致性、规范性和时效性，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国务院对机构改革涉及需修改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经清理，国务院决定对1部行政法规和2个国务院决定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庞成广西桂林报道普惠并非金融的固有属性，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地从未停止过对“普惠金融”模式的探索。1848年，德国雷发巽信用合作社成立，为因农业歉收的农民提供购买农具、肥料、种子、牲口的信贷支持；1974年，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在田间试验基础上建立格莱珉银行，成功解决穷苦民众缺少抵押品难以控制风险而出现的信贷配给问题，被视为现代普惠金融诞生的标志……而在古代，历代贤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重大抱负，令普惠金融思想与雏形在中国延续千百余年，仅在农业领域就诞生汉代以粮食为媒介的“常平仓”（一种调解粮价以救济农民的制度）、北宋时期初具“货币化”特征的“青苗法”等一系列解决弱势群体金融排斥问题的做法。2013年，我国首次提出“普惠金融”概念，普惠金融事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如今，我国普惠金融取得长足发展，例如在银行业，各类金融机构充分发挥资源禀赋、错位发展。国有大行发挥“头雁”作用，股份行具备市场化创新优势，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法人机构依托本地化和特色服务深耕本土，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服务供给体系，并取得“量增、价减、面扩”的良好态势。在此过程中，各家银行机构积极探索风险可控、成本可负担、服务触手可及的“普惠金融”模式。在旅游、农业资源突出，农村常住人口占常住总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广西，实现触达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最后一米”的经验做法值得关注。凭借独树一帜的“市-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桂林银行成功从传统城商行向服务乡村振兴的银行战略转型，为广西“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贫困经济问题，那么我们也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理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曾在获奖感言中说道。普惠金融事业正是发端于帮助贫困群体摆脱金融缺位的困境，是微小、包容、负责任的金融，也是一种新的金融理念和金融思维。对于桂林银行而言，聚焦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既是落实国家战略、满足本地市场金融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作为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必然选择。从地理位置来看，广西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山岭连绵、山体庞大、岭谷相间，村聚落较为分散，金融机构服务半径难以覆盖。从人口结构和优势产业来看，农村常住人口占常住总人口比重超过4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旅游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小微企业、涉农贷款需求旺盛。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凭借存款成本低、贷款价格低的双重优势，国有大行“头雁效应”愈发明显。如不跳出“拥挤”的城市寻求战略发展空间，中小地方银行将难以生存发展。为此，桂林银行自2019年起，践行城商行“服务城乡居民、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三个定位，将打造“服务乡村振兴的标杆银行”作为全行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在全行自上而下全面构建服务乡村振兴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下，桂林银行建成了城乡融合、独特于全国银行业的“市-县-乡-村”四级服务网络。具体来看，市级分行负责统筹各辖区乡村振兴工作，县域支行提供支持配套服务。而“乡-村”两级网点建设则以轻资产模式下沉服务，在乡镇按“1+3”人员配备设立小微支行，架起县域支行和服务点联系纽带，把合作设立的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直接建在农民家中，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米”。“我们通过遴选出品行好、人脉广、威望高、影响力大的村民在其家中合作设立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并由其担任站长。通过这一站点，我们可以在县域获得大量稳定且低成本负债来源，以及广阔的信贷投放空间。”桂林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既有高投入产出比，又能强化普惠金融风险防控的金融服务做法得到时间的充分检验。截至2024年12月末，桂林银行已在广西12个地级市设立分支机构，市区网点263家，县城区网点204家，乡镇网点482家、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近7000家，金融服务覆盖100%的县域、67%的乡镇和57%的行政村，成为服务广西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设施。针对普惠金融客户群体分散、业务规模小且笔数多、金融服务需求多样化等特征，桂林银行亦在具体打法上有所调整。“普惠业务如农耕，考验一家机构扎根市场、深耕区域的能力。”桂林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普惠金融部）负责人表示，通过服务网络的下沉，桂林银行客户经理以营业网点为中心，深耕社区商圈1.5公里范围内的客户群体。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深度了解客户生产经营、资金周转、融资需求等情况并将一整套金融服务带给潜在客户。“这有别于传统的‘坐商’模式，我们更像是‘行走的商业银行’。”在金融工作队伍建设领域，桂林银行持续引进熟悉当地情况的本地籍贯金融专业人才，激励干部职工下基层、到一线、进村寨。同时，向桂林银行合作设立的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站长们引智借力，放大其贴近村民的天然优势，让站长们成为桂林银行在农村地区的联络员和宣传员。2024年11月13日，桂林银行金融助残社区服务点在南宁银衫东路小微支行揭牌。图为桂林银行小微支行工作人员为语言障碍客户提供手语服务（图源：桂林银行）“近几年，我行新招聘的近2000名员工中，50%投入到县域、乡镇金融服务中。”据悉，桂林银行服务乡村振兴队伍超5600人，占全行员工人数近60%。得益于扎根一线服务队伍建设，桂林银行突出“不唯财报、不唯押品、看现金流、看商业模式”的授信理念，建立健全农村金融合规风险管理体系，强调农户主体的还款意愿和道德品行，通过单设服务通道、单列信贷计划、单设考核指标、下放审批权限、优惠资金定价、优化尽职免责制度等方式，以符合农村授信特点的方式，把在城市中相对过剩的金融资源引到“三农”领域，不断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可得性和便利性。在利率定价方面，桂林银行除了综合运用人行支小再贷款、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激励金等政策工具外，2024年，桂林银行内部提供100亿额度，允许分行在正常定价情况下，对涉农普惠贷款利率再降1个百分点。据了解，2024年末，桂林银行普惠贷款利率水平较年初下降70个BP，降幅高于其他同业。而在人才岗位晋升方面，桂林银行亦制定出差异化考核机制，确保人才队伍持续壮大。“无论是乡村金融还是社区金融，我们都在岗位晋升、计件奖励等方面予以小微客户经理倾斜与奖励，考核也不完全按照经营效益进行衡量。同时，在全行考核当中，乡村振兴板块的权重是重中之中，并逐年完善。”桂林银行管理层指出。在服务网点精准下沉、信贷风控机制灵活、利率定价有竞争力等一系列组合拳出击下，2024年，桂林银行县域地区客户增量占全行客户增量67.72%。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末，桂林银行涉农贷款余额833.85亿元、县域贷款余额1097.99亿元。如今，桂林银行已在聚焦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一条结合自身实际、行之有效、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截至2024年4季度，桂林银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416亿元，同期新增336亿元。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南宁市马山县兴华村把发展以粮食制种为主的优势产业作为村民增收的重要路径，走出了一条以“小种子”助推“大产业”发展的新路子。在马山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等支持下，兴华村采用“公司+合作社+村委”的经营模式，引进了香格里种养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1300亩重点发展玉米等制种产业，产值近千万元。由于前期基础设施投入过大，合作社负责人卓鹏飞一度缺乏流动资金。正在为资金发愁时，时任兴华村第一书记樊汉新通过桂林银行在兴华村合作设立的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联系到桂林银行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经过贷前调查发现，卓鹏飞作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有很好的口碑，每年带动100多人就业，每年向村民支付70多万元的工资和20万多元的土地租金，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因此，桂林银行弱化抵押和担保的要求，将借款人人品、口碑、发展产业带来的社会效益作为重要参考，向卓鹏飞成功发放145万元富农贷，解决流动资金紧缺的燃眉之急。自2021年在兴华村合作设立桂林银行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以来，桂林银行已为兴华村为180户农户提供授信支持，授信金额949万元。不仅如此，桂林银行合作设立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还承担着“金融+政务+便民”共享平台的功能，帮助村民实现足不出村享受基础金融服务和社保代缴、远程视频问诊、创业就业咨询等近30项公共便民服务。截至2024年12月末，桂林银行合作设立的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累计通过助农终端办理交易量811.03万笔，交易金额373.09亿元，其中办理社保、医保业务332.52万笔，金额10.50亿元。同时依托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点，累计开展反赌反毒、防范新型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活动超13.95万场，惠及村民671万人，有效减轻政府公共服务下沉压力和成本，高效助推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在业内人士看来，桂林银行的这种做法兼顾了社会责任和商业可持续性，促进了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于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而言，便捷高效服务极大提升了客户的忠诚度和依赖性。目前，桂林银行县域业务占该行业务比重均明显提升，成为全行业务增长主力之一，也成为获客、活客的重要渠道，为未来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用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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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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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链条压实各级检察院党组主体责任、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和部门负责人“一岗双责”，全力支持驻院纪检监察组履行监督责任，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商，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检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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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持续畅通民营企业诉求反映和问题解决渠道。不断健全民营经济形势监测指标体系，加强民营经济发展形势综合分析。健全完善多层次的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畅通政企沟通交流渠道。坚持从个案和整体上及时掌握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力争解决一类问题、受益一批企业、助力一个行业，真心实意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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